中国青年报:师昌绪:从“古路坝”走出的战略科学家

    古路坝——一个异常陌生的地名。
    古路坝——一个如雷贯耳的地名。
    说她陌生,是因为你可能根本就没听说过,甚至不知道她是地名还是人名。
    说她如雷贯耳,是因为她在一大批中国工程教育和工程科技巨匠心中,如圣地般神圣。
    古路坝位于陕西省城固县城南12公里董家营乡古路坝村。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城固古路坝和成都华西坝、重庆沙坪坝并称全国著名的中国文化“三大坝”,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1938年7月27日,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私立焦作工学院联合组建国立西北工学院,最初的校址就设在陕西汉中城固县的古路坝。
    抗战八年,老西工毕业了1300多名本科生,培养了一大批工程教育和工程科技领域的巨匠,诞生了15位“两院”院士,如原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师昌绪院士、原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院士、原天津大学校长史绍熙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李恒德院士等,他们为我国国防建设、经济建设、科技事业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古路坝因此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发源地之一。
    回首往昔,一位科学巨匠正从古路坝走来——
    65年前,战火中他刻苦求学,立志走科学救国之路,成为全校5名“林森奖学金”获得者之一,品学兼优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前身国立西北工学院。
    55年前,留美学子归国受阻,他积极参与中国留美学生回国运动,曾先后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新中国总理周恩来,经多方斡旋最终中国留美学生如愿回国,他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因在中外金属材料研究领域功勋卓著、德高望重,他深受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敬仰;年届九旬,因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建树卓越做出杰出贡献,2011年1月14日,他荣获中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他,就是西北工业大学校友、中国材料学界泰斗、“两院”资深院士师昌绪。
    西北工业大学原校长傅恒志院士告诉笔者,“师老荣膺国家科技最高奖既是名至实归,也是众望所归。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深具国际视野、战略思维和全局观念,始终从世界科学发展的最新进展和国内实际出发,科学决策,提出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方向,同时不放过关键的细节和问题,特别注重解决重大现实难题,所以他总能既起引领作用,又起指导作用。他是西北工业大学的骄傲,也是我们这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光荣!”
    师昌绪一直怀有深厚的母校情结。穿越大半个世纪的如烟岁月,回首漫漫来路,耄耋之年的师老,依旧念念不忘“古路坝”(国立西北工学院的诞生地),不顾高龄回母校参加西北工业大学65周年和70周年校庆。校庆期间,为“西北工学院旧址纪念碑”书写碑名,且亲赴陕西汉中古路坝参加“西北工学院旧址纪念碑”建成仪式。追忆当年艰苦卓绝的求学生涯,师老真情流露,母校的记忆清晰如昨,深情的话语泊泊而流。

    古路坝:新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发源地之一
    古路坝,这个汉中腹地的小山村,史称“天汉”,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曾数度辉煌,为华夏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秦末楚汉相争,汉王刘邦在此,举雄才,出奇兵,建帝业,其王朝以“汉”冠名。三国时期,被称为中华民族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在汉中屯兵八年,七出岐山,北伐曹魏;这里还养育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造纸术的发明者蔡伦……72年前,因时代风云际会成为国立西北工学院的诞生地。
    抗战烽火缔结四校姻缘。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入侵。“教育乃民族复兴之基本。”而高等工程教育更是肩负着振兴中华民族的神圣使命。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华北及沿海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1938年7月27日,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私立焦作工学院联合组建国立西北工学院,最初的校址就设在陕西汉中城固县的古路坝。
    “四校合并保存了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重要力量,西北工学院是当时国内工科学科齐全、人数最多的高等学府,设有土木、电机、化工、纺织、机械、矿冶、水利、航空、管理等9个系,成为抗战时期中国高等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师昌绪对母校校史如数家珍,“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办学宗旨就是站在民族复兴之大局,坚持工程教育的战略地位不动摇,为国家培养急需的高等工程技术人才乃至精英工程人才、科学家型的工程师、工业界的领军人物。”
    陕西汉中古路坝与成都华西坝、重庆沙坪坝,是抗战时期中国著名的文化教育三坝。“这三坝,人称‘天堂、人间、地狱’——华西坝(华西大学所在地)是天堂,沙坪坝(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所在地)是人间,古路坝算是地狱,因为成都当时的供应比较好,重庆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所在地,惟独古路坝是一个小乡村,非常艰苦,西北工学院就在天主教堂占了一个角。”师昌绪所说的教堂是当时西北五省最大的天主教堂之一。大教堂屹立山头,西北工学院借教堂的房舍,办学长达8年之久。“可以说,古路坝是。”
    古路灯火:坚定科学救国的信念
    国立西北工学院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如李书田、赖琏、潘承孝、张伯声、刘锡英、张清涟、张国藩、金宝祯、任殿元、刘德润、周宗莲、张汉文、魏寿昆等,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学风,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
    “西北工学院教学管理之严格和学风之盛,是出了名的。学校对考试和学籍有严格规定,1/3学分不及格的留级,1/2学分不及格的退学,无一例外。有的系一门主课(如数学)不及格就得留级。考试作弊一旦被抓立即开除。考试都用密封考卷,一次有一个学生作弊,校长当场将考卷撕毁,责令学生退出考场。这个人就是潘承孝。”潘承孝是中国内燃机之父,其严谨的教学态度为今天的西北工业大学良好的教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潘承孝当校长时期,西北工学院成为抗战后方西北地区实力雄厚、工科专业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所高等学府,它主张理工结合,强调基础理论的教育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校风之严格令学生不敢稍有懈怠。这正是西北工业大学“三实一新”(基础扎实、作风朴实、工作踏实、开拓创新)校风的由来,也是西工大对老西工优良办学传统上的继承与弘扬。“西工大当前的作风,延续的是过去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实的作风。”师昌绪说。
    当时就读西北工学院的大多是抗日流亡学生。师昌绪来自河北省徐水县一个大家庭(五世同堂)。这位国立第一中学的高才生,翻秦岭,过潼关,千里跋涉,风餐露宿,重重辗转,1941年考入西北工学院。“因为当时受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主张实业救国,主要是开矿、炼钢,所以考入西北工学院矿冶系。”
    “我们这代人爱国情结根深蒂固,我的所有力量都来源于爱国,爱国是一种永不衰减的动力。”师昌绪深有感触地说,“我的青少年时代,恰逢北方军阀混战,阎冯倒蒋,直奉战争,后来又有北伐战争,保定成为必争之地。在保定北面30里的大营村——我的家乡,深受其害。‘七七事变’后,日寇全面入侵,因为不愿意当亡国奴,历经千辛万苦流亡到后方,那时我就想:中国必须要强盛起来!——使中国强大、强盛,成了一辈子的理想。”
    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原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在开学典礼上鼓舞学生说,在抗战期间,最高学府的学生如何救国?不一定非拿枪杆子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力量也一样是救国。“经受西北工学院四年‘公诚勇毅’校训的熏陶,爱国构成我的第一人格,并默默立志走科学救国之路。”
    发愤苦读,志在报国。依靠政府发给的菲薄“贷金”维持生活。身着补丁服,脚穿烂草鞋,吃的是红稻米稠粥,住的是十几个人一间的干打垒宿舍,出门就是山。教堂钟声响起,却听诵经之声隐去读书之声骤起。“到了节假日,除了爬爬山,更多是在教室里学习。记得当年我和几个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金风读书会’,主要从事学术活动。西北工学院四年,在治学上我得到了严格的训练。”师昌绪回忆说,“我与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高景德住一个宿舍,可是我们很少在宿舍见面,因为他经常半夜才从教室归来,而我则两三点起床,一直在教室学习到吃早饭,尽管同吃、同住、同在一个教室上课,我俩一起聊天的机会却极少。我俩都获得了‘林森奖学金’。”
    因夜晚自习,古路坝各处可见煤油灯灯光闪烁,通宵达旦彻夜不息,遂形成“古路灯火”一景。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每年都要组织全国高校四年级学生专业考试,每种专业全国只取一名。1945年的考试,西北工学院一次就摘取数项冠军,这其中就包括师昌绪和高景德,当时轰动西北,在全国也引起不小的反响。“抗战期间,老西工是考取官费留学(庚款留学)人数最多的高等学府,因此更是轰动全国。”
    矢志报国,源于对伟大祖国的深厚感情。百折不挠,源于对民族自强的坚定信念。“争取回国就如同一场战争。”赴美国留学深造,学成回国效力。谈起师昌绪当年想方设法冲破阻挠争取回国的一幕,中国科学院院士柯俊先生曾撰文评述说:“如果说在美国科学技术最高学府的科研成果使师昌绪在中外技术史上崭露头角,他当年对美国政府欺凌中国人所作的斗争,更表现了师昌绪的铮铮铁骨。”做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师昌绪谢绝了麻省理工学院导师科恩的真诚挽留:“在美国我无关紧要,但我的祖国需要我!我是中国人,中国需要我!”即便文革时期受到打击,精神与肉体遭遇双重折磨,师昌绪赤子情怀依然初衷不改,跌宕中不泯科学报国信念。“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唯一目标,个人的恩恩怨怨只是一个插曲。”
    在长达大半个世纪的科学人生中,师昌绪将爱国之志化为报国之行,以一位战略科学家的报国之行兑现了“把一切献给祖国”的诺言。想当年,周恩来总理的重要指示从中南海传到中关村:“要把我国的航空工业迅速搞上去!” 在祖国遭到严峻挑战的时刻,师昌绪挺身而出,毅然担起千钧重托,志在振我军威、扬我国威。这是怎样的胆识和气魄,又是怎样的赤子情怀啊!战胜种种艰难曲折,冲破重重险阻障碍,1966年,我国第一代铸造涡轮空心叶片通过试车,宣告研制成功,仅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研制出涡轮空心叶片的国家。我国采用涡轮空心叶片打造“战鹰之心”,1967年,歼-7战斗机呼啸冲向蓝天!那一刻的激动无以言表,参加科研试制的人员欢呼雀跃拥抱握手,师昌绪却在欢欣中感到沉重。他仰望苍穹,如同看到自己的孩子降生般百感交集,泪水忍不住唰唰地滚落下来。从1955年回国的那天起,他就期盼祖国能插上科学的翅膀腾飞。“插上这个翅膀是何等艰难那!”
    作为中国高温合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师昌绪曾多次主持和领导攻关会战,斩关夺隘运筹帷幄,为我国航空发动机材料的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建立了卓越功勋。作为科技战略的决策人,他高瞻远瞩,提出要加强应用科学研究“一些重大的科研成果不能迅速应用到祖国四化建设上去,就是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祖国要插上科学的翅膀高飞,科学家就要把这个翅膀擎起来,迅速装上去!”他力促中国工程院的建立,中国工程院的成立,是中国应用科学迈向新世纪的里程碑。及至耄耋之年,他仍然时刻关心国家建设、密切关注科技发展,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的科技事业。他像一尊英雄的雕像,始终以高举双臂擎起一副神奇翅膀的姿态,充满着力,凝结着爱,闪耀着美……
    公诚勇毅:爱国精神与科学精神的交响
    八年的古路坝岁月,练就了西北工学院师生刚毅坚卓的品格,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书写了一段辉煌的历史。抗战八年,老西工1300多名本科生毕业,培养了一大批工程教育和工程科技领域的巨匠,诞生了15位“两院”院士,如原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师昌绪院士、原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院士、原天津大学校长史绍熙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李恒德院士等,他们为我国国防建设、经济建设、科技事业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报效祖国、献身国防,是西北工学院师生光荣而神圣的使命。抗战八年,西北工学院学生抢着上前线。抗战八年,老西工的师生们走在褒斜道上,生活在黄沙边缘,筚路蓝缕,发奋图强,改变着西北的精神寂寞。“古路灯火”虽已成为历史,但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却在一代代西工大人身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西北工业大学是战火中成立的著名高校,它也是承载和见证新中国强国梦想的高等学府,自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肩负着科技强军、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崇高使命。西工大脉源三支,强强融合,群英荟萃,名师云集。学校始终秉承西北工学院“奋发图强、科学救国”的抗战精神,原华东航空学院(由交大、中大和浙大的航空工程系组建)“热爱祖国、顾全大局、艰苦创业、献身航空”的西迁精神,以及哈军工(其航空工程系整建制并入西工大)“祖国的需要就是第一使命”的当代军人精神;学校始终将自身的发展与民族的腾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国防科技界每一个惊心动魄的重大举措,每一次举国欢腾的重大突破,无不见到西工大人勇武矫健的身影。
    西北工业大学至今传承着西北工学院 “公诚勇毅”校训。“公”,即公为天下、报效祖国;“诚”,即诚实守信、襟怀坦荡;“勇”,即勇猛精进、敢为人先;“毅”,即毅然果决、坚忍不拔。“公诚”是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勇毅”则体现了探求真理的拼搏献身精神。“公诚勇毅”是责任、使命与奉献的高度凝聚,更是爱国精神与科学精神的交响升华。“公诚勇毅”也早已升格为西工大人的神圣情怀。
    历久弥新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不衰,饱经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更坚强,就是因为有爱国主义这一强大的精神支柱。西工大人正是代代高扬着这面光辉的旗帜!
    “我1945年夏毕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转眼间65年过去了,但当年在西北工学院艰苦奋斗、求学报国的经历仍历历在目。西北工学院的文化浸润,让我学会了如何做人,那就是海纳百川,贵在诚信;让我学会了如何做事,那就是认真负责,贵在坚持;让我学会了如何做学问,那就是实事求是,贵在探索。”
    成就巨大,荣誉如海。忆峥嵘岁月,看夕阳嫣红。人生有限、求索无限,师老虽年届九旬,还在发奋工作,每周4天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上班,接待来访、看资料、写文章、作报告,依然为祖国的科技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奔波劳顿于塞北江南、边陲海滨。据他的“效率手册”记载:2010年在京接待来访一二百人次,在京开会四五十次,出差十余次,北到哈尔滨,南至广州,还做了3次特邀报告。这就是自称“一个闲不住的老人”90岁科学家的生活。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师昌绪所选择的既是一个科学家的最高职责,也是炎黄子孙的最高使命。他是科学的旗帜、民族的脊梁,也是西北工业大学校友的典范。他是西工大“公诚勇毅”校训的杰出践行者。
    师昌绪,惟图国强、不图己荣,其爱国情怀感天动地;谋在前瞻、行在创新,其战略智慧深邃高远;求真务实、探索不止,其科学家人格启迪未来。
    爱国精神与科学精神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公诚勇毅,工大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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